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“三驾马车”之一，在国民经济中始终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近年来，受多重因素影响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放缓。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，外部需求不确定性增加，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显得尤为重要。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，“大力提振消费、提高投资效益，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。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，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，提升消费能力、意愿和层级”。2025年 3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》。充分认识提振消费政策的实施背景，把握提振消费政策的导向，找准提振消费的发力点，对下一步精准落实政策部署、补齐消费短板，更好发挥消费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、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，具有重要意义。
当前，全球经济复苏乏力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，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对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形成挤压。2024年，我国出口增速同比回落至3.8%，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至低位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世贸组织均预警，“日益加剧的地缘经济紧张局势、保护主义政策和贸易争端预示着未来国际贸易可能会出现混乱”。面对国内消费需求不振和外部需求不确定因素增加的复杂形势，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“大力提振消费、提高投资效益，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”列为九项重点任务之首。消费成为对冲外部风险、增强经济韧性的核心抓手。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实践深化，即通过畅通生产、分配、交换、消费循环抵御外部冲击，也是对全球经济格局重构的战略回应。
除了外需下降，我国国内也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与结构性矛盾交织的问题。尽管我国连续十余年稳居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，但居民消费率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。其根源在于中低收入群体增收乏力；公共服务供给不足、储蓄率高抑制了即期消费；低端产能过剩与高品质供给短缺并存导致供需错配。
但是，我们也要看到本轮周期内积极的因素正在涌现。首先，我国的消费结构正在经历历史性转变，即从实物消费到服务消费的升级与分化。根据相关统计，2024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6.2%，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超过50%，文旅、医疗、教育等服务消费领域需求全面爆发。同时，技术革新又催生出新的消费需求。AI大模型、绿色智能、虚拟现实等技术取得重大突破，正在重塑消费场景并拓展消费时空边界。低空经济、具身机器人、智能汽车（家居）等新赛道的崛起，也将创造出大量新的消费热点。
自2018年以来，为促进消费，相继出台了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》《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》《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》《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实施方案》等系列重要文件。通过对比分析发现，此次提振消费政策在延续原有政策基础上，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。
政策重心由短期刺激转向长效机制建设。相较于过往侧重消费券发放等短期刺激手段，此次提振消费政策在保持必要刺激力度的同时，更加注重构建惠及长远的制度性安排。通过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、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等基础性改革，着力提升居民持久收入能力；同步实施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增、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及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升等保障性措施，既增强当期可支配收入，又强化未来预期保障，形成消费能力的可持续增长机制。
政策路径从单边供给改革转向供需协同发力。早期政策聚焦破解有效供给能力不足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通过优化供给结构、培育新型消费等单边突破促进消费升级。此次提振消费政策则引入了更多需求侧管理工具，例如通过中央财政补贴耐用消费品、3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以旧换新等组合拳，预计撬动消费规模超1.3万亿元。至此，构建起供给优化，需求激活的双轮驱动体系，实现供需协同发力。
政策体系从单一工具升级为系统集成治理。政策工具箱实现多维拓展，有机地整合了财税优惠、金融支持、产业引导等政策手段，精准匹配不同消费领域和群体特征；运用财政补贴降低消费门槛，通过贷款贴息减轻支出压力，依托特别国债和中央预算内投资优化供给结构。此次提振消费政策通过各类政策的协同配合，系统构建起涵盖消费能力提升、消费环境优化、消费供给升级的全方位支持体系。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，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、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、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”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大力提振消费，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指明了方向。
提升消费能力，夯实“能消费”的物质基础。健全收入增长双轮驱动机制。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，形成工资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协同增长的格局。强化就业优先政策，保障劳动者充分就业机会；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，增强人力资本价值转化能力；健全薪酬保障制度，建立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机制。在财产性收入领域，重点规范资本市场运行秩序，通过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、强化投资者权益保护、创新稳健型理财产品供给等举措，破解因市场波动导致的增收不稳定难题，为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构建“安全垫”。破解收入不平衡问题，以制度创新和产业升级治理城乡收入差距问题，即一方面通过土地确权流转、宅基地盘活利用等释放资源价值；另一方面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依托地理标志农产品开发、生态（林下）经济模式创新、庭院（民宿）经济空间再造等举措，实现传统农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跃升。针对中小微企业账款拖欠顽疾，通过构建“法治约束+行政监管+账款确权”治理体系，建立政府机关及国有企业清欠长效机制，切实保障经营主体收入分配权益。完善全生命周期保障网络。立足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现状，重点强化四大关键领域：一是构建生育友好型保障制度，通过育儿津贴、托育服务扩容等措施缓解预防性储蓄压力；二是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，建立产教融合培养机制降低家庭教育支出负担；三是深化医疗养老保障改革，运用商业保险补充、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等手段化解重大支出风险；四是织密重点群体兜底保障网，建立低收入群体消费补贴与物价联动机制，确保基本消费能力不降低。
改善消费环境，消除“敢消费”的后顾之忧。完善法规政策体系。加快修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，针对直播电商、智能合约等新型消费场景增设专项权益保护条款，填补监管空白。建立市场监管、网信、公安等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，聚焦大数据杀熟、强制搭售等新型PG电子手机版侵权行为，形成跨领域协同监管合力。深化消费环境优化行动。深入实施《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方案（2025-2027年）》，推动质量标准、信用约束、综合治理、消费维权等制度一体化完善。强化产品质量安全监管，规范商家经营行为，从制度层面筑牢消费者权益保护屏障。强化平台规则治理。依法查处平台利用规则破坏公平竞争、侵害商家及消费者权益的行为，推动平台规则透明化、公平化。建立网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常态化机制，强化与主要电商平台的 CC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，从源头遏制假冒伪劣商品流通。严管直播电商新兴领域。明确直播平台、主播及服务机构的主体责任，加强对直播营销全链条监管。开展直播电商领域产品质量、食品安全专项抽检，严厉打击虚假宣传、数据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净化行业生态。
增加优质供给，解决“愿消费”的结构性矛盾。实施消费供给分层适配策略。根据国际经验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时，居民的服务消费的需求增长加快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.5万美元时，服务消费将替代商品消费成为主导。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，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显现服务消费增长势头，在广大的县域和乡村，实物消费增长仍然强劲，优化消费供给结构不能简单一刀切，而应该顺应居民需求发展规律，针对不同消费者的差异化、个性化需求，实施产品即服务的供给策略，延伸服务消费和实物消费链条，稳步推动供给侧结构升级与需求侧管理相适应。培育服务消费增长极。打造银发经济生态圈，推动适老化改造与智慧康养服务深度融合，形成助餐护理+健PG电子手机版康管理+文化旅居的服务矩阵；构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，通过公建民营、民办公助等模式扩大优质供给。同步推进服务消费场景革命，重点培育三大增长极：一是生活服务数字化，发展智能家居、云端厨房等新业态；二是文体旅融合化，打造文博旅游、体育赛事、营业表演等沉浸式体验；三是国际服务便利化，构建外籍人士消费友好型生态，优化电子签证、出行交通、电子支付、离境退税全流程服务链。有计划、有侧重提振大宗消费。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，支持地方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，加快绿色化、智能化产品普及，推进二手商品流通。继续加大保障性住房支持力度、降低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和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，缓解家庭的购房压力，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。延伸传统汽车消费链条，拓展汽车改装、租赁、赛事及房车露营等汽车后市场消费，完善交易制度实现二手车交易便利。同步建立大宗消费监测预警系统，动态调节政策力度，确保市场供需动态平衡。
（作者：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，商务部—复旦大学消费大数据实验室主任）